“完整的內需體系”不是簡單的討論內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的時代背景，從形成內需需要什么樣的基礎、什么樣的條件、有什么樣的機制等維度，系統理解“內需體系”的豐富含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聯組會時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新形勢下，總書記的這一論述不是簡單的針對當前產業鏈供應鏈因疫情而中斷所采取的權宜之計，而是在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關鍵階段的強國方略；不是因個別國家企圖與我脫鉤、對我圍堵而迫不得已的內斂收縮，而是籌劃以更深層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開放加快形成內外良性循環的戰略抉擇。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關口，展望“十四五”，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格局應當成為我們謀劃中國經濟下一程的重點內容。

　　全面準確理解“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的內涵

　　“完整的內需體系”不是簡單的討論內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的時代背景，從形成內需需要什么樣的基礎、什么樣的條件、有什么樣的機制等維度，系統理解“內需體系”的豐富含義。

　　（一）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要以穩定市場預期、提高社會資本投資積極性為著力點

　　企業家愿不愿意擴大再生產、愿不愿意從事創新性的冒險活動，與其對經濟的預期、市場競爭是否公平、產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有關。判斷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有一個核心指標：就是全部民企的凈資產增長率。每年有多少企業利潤未分配、留存下來成為凈資產，有多少社會股權資本注入實體產業。如果一個地方每年的民企僅僅是總資產在增加，凈資產不增加，則說明負債在增加，經濟杠桿率在增加，有可能產生泡沫。如果全社會企業盡管有利潤但凈資產在減少，就說明有更多的企業在虧損或者是有企業在轉移資產。當前，廣大民營企業受疫情沖擊最為嚴重，最為關鍵的是要采取措施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營造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預期。而關鍵之關鍵在于落實好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的六條要求：一要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要采取措施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三要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特別是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四要完善政策執行方式，將“加強產權保護”落到實處；五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六要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落實了這六條，海量的民間資本一定會再次活躍起來。

　　（二）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根據經濟學理論，作為內需的主體，消費和投資之間應當有個合理的比例關系。而這又取決于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能否有效銜接、動態匹配，取決于資源配置的效率。當前，針對消費升級的趨勢，我們供給側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場，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合理流動仍存在不少障礙；在產品市場，物流成本仍然過高、農村市場與電商對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在服務市場，受疫情影響，餐飲、商場、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務業遭受重創，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改革有待深化。對此，中央提出了進一步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建設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就是要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側與需求側匹配的靈活性，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三）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要以就業擴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為基礎

　　內需的基礎在收入，在就業。沒有就業，沒有收入，內需就無從談起。我國現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同時還有6億中低收入人群。當前，新冠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已對民生就業帶來巨大影響，失業率沖高，部分群眾收入下降，一些貧困人口脫貧后返貧壓力加大。在此情況下，要進一步健全鼓勵就業、促進就業的相關政策，加快形成以就業帶動就業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來若干年內將4億中等收入人群實現倍增，將6億低收入人群減半。以此為基礎，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費為引領、中低收入人群消費為基礎并逐步提升的消費結構。

　　（四）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須更好發揮政府在擴大內需、維護市場中的作用

　　政府在擴大內需中可以有兩個直接作用：一方面，通過政府采購形成當期消費需求；另一方面，通過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資來形成有效投資需求。目前，這兩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間。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購政策落實機制為切入點，進一步發揮政府采購對擴大內需的促進作用、引導作用；提高和優化公共投資效率及結構，更多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公共衛生、城鄉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重大科技進步等公共領域，發揮公共投資對總需求的乘數作用。同時，還應注意到政府與市場不是簡單的替代或互補關系，強市場需要健全的法治體系，“有為政府”能更好地維護和催生“高效市場”。“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的一個目標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二者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共同為“和諧社會”提供法治支撐和充分就業。

　　（五）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須形成內需外需兼容互補、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不能僅僅就內需談內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給也依賴于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和協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貿易投資的大背景下，中國仍將會持續擴大進口以滿足國內多樣化個性化需求、仍將會以開放的姿態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市場，現在正好跳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1萬至3萬美元的發展階段，潛在的經濟活力和發展的余地、空間還是非常大的。今后幾年，我們自身的內循環就可以把中國經濟正常的拉動百分之幾的增長，而且還可以通過增加進口拉動周邊國家、國際社會，進而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拉動國際經濟大循環，進而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國內大循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

　　從近期看，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需要盡快疏通影響國內大循環的堵點，促進國內大循環。一是要牢牢抓住創新這個驅動發展的不竭動力，盡快打通支撐科技強國的全流程創新鏈條，以創新創業引領內循環；二是要搶抓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新機遇，以新基建推動數字技術產業化、傳統產業數字化，以數字經濟賦能內循環；三是要創新發展思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布局優化，以培育新增長極和動力源拉動內循環；四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業和收入提升支撐內循環；五是要打破部分行業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應用新技術疏通內循環；六是要深化關鍵性基礎性體制改革，加快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以市場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內循環。

　　（一）牢牢抓住創新這個驅動發展的不竭動力，盡快打通支撐科技強國的全流程創新鏈條，以創新創業“引領”內循環

　　本質上講，創新就是通過創造新供給來催生新需求，一旦資本、資源、人力資本開始向新供給集中，新的需求會被創造出來，老產業的生存空間就會受到擠壓，產能過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平衡，而且能級還會有一個大躍升。這正是以創新創業引領內循環的涵義所在。然而，當前我國科技創新方面仍存在三個短板，分別對應于創新活動從無中生有到產業化的三個階段。做好創新驅動，關鍵是針對這三個階段存在的短板分類施策。

　　第一階段是“0—1”，是原始創新、基礎創新、無中生有的科技創新。這是高層次專業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實驗室、在大專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業集團的研發中心搞出來的，需要的是國家科研經費、企業科研經費以及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這方面我們有很大短板：盡管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已經占到GDP的2.2%，總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較為分散；一些需要長期投入的基礎研究領域（如為核高基提供支撐的領域）缺乏足夠投入，基礎研究投入占比長期徘徊在5%，與世界主要創新型國家多為15%~20%差距較大。建議集中優勢資源加大對基礎研究投入，在未來五年內將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經費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繼續逐步提高。

　　創新的第二階段是“1—100”，是技術轉化創新，是將基礎原理轉化為生產技術專利的創新，包括小試、中試，也包括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開發形成功能性樣機，確立生產工藝等。這是各種科創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業務。這方面就要調動各類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識、肯下功夫鉆研又接地氣、了解市場的人，建立技術轉移機構或者擔任技術經理人。作為科技與產業的橋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業和產業需求、組織和整合科技力量進行深度研發，通過將科學轉化為技術、以中試驗證和改進技術來為企業界提供先進的技術解決方案。著名的德國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這個活的。類似這樣的機構在德國有很多，這也是德國科技創新如此先進的關鍵所在。而中國恰恰就缺乏這樣的機構。日前，科技部發布《關于推進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建設的總體方案（暫行）》，特別提出“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不直接從事市場化的產品生產和銷售，不與高校爭學術之名、不與企業爭產品之利。中心將研發作為產業、將技術作為產品，致力于源頭技術創新、實驗室成果中試熟化、應用技術開發升值，為中小企業群體提供技術支撐與科技服務，孵化衍生科技型企業，引領帶動重點產業和區域實現創新發展”。這實際上就是在培育中國的弗朗恩霍夫，補技術轉移轉化的短板。接下來，要進一步理順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的激勵約束機制，落實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實科技成果轉化獎勵、股權分紅激勵、所得稅延期納稅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場化的績效評價與收入分配激勵機制”。要通過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從事應用技術開發與轉移的專業機構和技術經理。

　　創新的第三階段是“100—100萬”，是將轉化成果變成大規模生產能力的過程。比如一個手機雛形，怎么變成幾百萬臺、幾千萬臺最后賣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規模的生產基地，這是各種開發區、大型企業投資的結果，也要通過產業鏈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這個階段的金融服務重點是各類股權投資機構跟蹤投資、企業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購投資以及銀行貸款發債融資等等。這就需要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了。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的基礎性關鍵性制度建設取得顯著進展，特別是實行注冊制的科創板上線為廣大科技型企業上市融資打開了一個快捷及時的渠道。要發揮科創板示范作用，為創新注入資本動能。凡是屬于“卡脖子”的技術產業化項目，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能夠以產頂進，降低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有利于促進內循環、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要力爭將科創板打造成與美國納斯達克相媲美的資本市場，以科創板為龍頭激活全流程創新鏈條，進而掀起全社會開展大規模科技創新活動的高潮。

　　（二）搶抓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新機遇，以新基建推動數字技術產業化、傳統產業數字化，以數字經濟“賦能”內循環

　　新基建作為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生命經濟這些人類未來文明的技術支撐，不僅本身將帶來幾萬億甚至十幾萬億的投資需求，還將通過數字技術產業化、傳統產業數字化、研發創新規模化而產生不可估量的疊加效應、乘數效應，可以對內循環產生巨大的賦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動數字技術產業化，形成萬億級自成體系的數字化平臺。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礎設施如5G網絡投資、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本身將帶來天量投資。其中，5G基站將會有500-600萬座，每座50萬元，投資規模將達到幾萬億。再如，各地正在興建的數據處理中心，中國今后五年將會增加1000萬臺服務器。這1000萬臺服務器連帶機房、電力等設施建設至少將帶動投資1萬億。再如物聯網，預計未來5年將至少有30-50億終端聯網，形成萬物互聯，將帶來投資規模也會達2-3萬億。人工智能、區塊鏈等也將是萬億級的。預計2020-2025年期間，我國這些新基建投資產出以及建成后為社會帶來服務產出將超10萬億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傳統產業數字化，形成具有顛覆意義的產業互聯網。所謂產業互聯網，即利用數字技術，把產業各要素、各環節全部數字化網絡化，推動業務流程、生產方式重組變革，進而形成新的產業協作、資源配置和價值創造體系。根據中國信息通信院數據，2018 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為24.9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3.1%，占數字經濟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產業數字化部分對數字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高達86.4%。這還只是開始，隨著產業互聯網深入推進，對經濟的拉動、裂變效應將日益凸顯。目前，中國工業總產值已達90萬億，如果因產業互聯網的廣泛應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會產出9萬億的增加值，經過資本市場催化后形成百萬億級的市值。如果說中國的消費互聯網市場目前只能夠容納幾家萬億元級的企業，那么在產業互聯網領域有可能容納幾十家、上百家同等規模的創新企業。這是一個巨大的藍海，今后互聯網數字經濟中的獨角獸主要產生于產業互聯網系統。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國創新體系，推動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近代以來，人類已經歷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是機械化，第二次是電氣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進入以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中國正值閉關鎖國的沉睡狀態、清末民初的動亂時期，都錯過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趕上了，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讓中國得以參與到這場以工業革命，成為受益者，但不是引領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現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領域出現新的突破，有人將之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創新能力也發生了新的飛躍，特別是在5G領域具備了參與甚至是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在新冠疫情深度沖擊全球經濟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創新才是走出危機、贏得主動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設，特別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學裝置和大試驗平臺為代表的創新基礎設施，同時輔以科技創新體制改革的深化，將有助于打造基礎研究、區域創新、開放創新和前沿創新深度融合的協同創新體系，有助于進一步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造的動能，有助于中國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三）創新發展思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布局優化，以培育新增長極和動力源“拉動”內循環

　　形成國內大循環離不開區域協調發展。在新形勢下，一方面要通過城市群都市圈建設進一步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現有資源稟賦約束，用新技術新應用的系統工程尋找西部大開發的突破口，進而促進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要在這些新增長極、新動力源中尋找擴大內需的機會和空間。

　　重點規劃建設好城市群都市圈。當前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60%，各類城市正由各管各的發展階段邁向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階段，特別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區經濟圈等地區已經開啟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過程，其中的紅利將高達數十萬億級。而高瞻遠矚、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是發揮城市群都市圈基礎設施的綜合效益、促進相互協同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見的“經濟學”。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內部結構，形成以超級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協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聯通、小分布”原則，采取“多中心、組團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區；三是注重以聯通高效、無縫對接的綜合交通網絡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綜合成本。

　　進一步創新工作思路，用新技術新應用的系統工程推進西部大開發。西部大開發二十年來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鞏固脫貧攻堅任務依然艱巨，與東部地區發展差距依然較大。事實證明，簡單的把東部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精細化的邏輯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歸結為西部觀念落后、知識不足、不懂得東部的運作方式，而是東部的這些方式并不適合于西部的資源稟賦。新形勢下謀劃國內大循環需采取超常規思路，應因地制宜地采用現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資本、企業化和系統推進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發展農業不宜采用沿海那種勞務密集型的模式，而應發展高技術、工程化、企業型的新模式。建議學習以色列和新加坡經驗，在有條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體種植和無土或少土栽培等技術發展新型戈壁農業，將廣闊的戈壁灘改造成超大規模的蔬菜糧食生產基地，并通過中歐班列輸送到歐洲或內地中東部。假設在西北地區這樣的農業搞了10萬平方公里（1.5億畝，每畝1萬元產值），將會產生1.5萬億的產值，形成上萬億的農業增加值。同時，這相當于增加了1.5億畝耕地，可以將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標賣給東部地區，既籌集了資金，又為城市群都市圈建設增加了用地指標，一舉兩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風電資源豐富，由于用電需求增長放緩、調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暢等原因，近年來頻頻出現棄水、棄風、棄光問題。對此，一要通過發展抽水儲能、化學儲能等技術，平衡此類能源的峰谷差，將此類能源改造成穩定可持續的電力資源。二是加大特高壓電網的投資力度，努力將這些地區富裕的電力通過特高壓電網輸送出去，提高對此類可再生能源的消納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計算數據中心，通過“東數西算”為東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計算服務。總之，要通過這些新的技術手段和系統工程發展思路將西部地區富裕的清潔能源開發出來，進而轉變為西部乃至全國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支撐。

　　（四）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業和收入提升“支撐”內循環

　　2019年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大關，意味著中國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處于“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4億中等收入群體和6億中低收入群體并存。新冠疫情沖擊之下，如政策不當，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應采取特別措施刺激消費、促進就業、強化保障，進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中低收入群體，加快形成紡錘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個人所得稅。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七級累進、最高45%的所得稅率，在全世界算是較高的。我國每年的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為7%，大大低于發達國家20%、發展中國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羅斯都要低。之所以這么低，一個重要原因是高邊際稅率下，很多私營企業主在企業不領工資，而是將收入留在企業轉成按25%的稅率交企業所得稅；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將企業遷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稅。按照國際慣例，個人所得稅率應該小于或等于企業所得稅率，現在企業所得稅降到了25%，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也應由45%降到25%，相應的級次稅率也應下降。此舉不僅不會減少稅收總量，反而會擴大稅基，刺激消費，形成稅收總量的增加，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也會逐步提升。

　　二是穩定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占數量80%的小微企業吸納了70%的就業。2018年，國家有關部門針對小微企業出臺了持續三年的所得稅優惠政策【 注：2018年7月，為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業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范圍的通知》（財稅〔2018〕77號）。隨后，針對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擴圍后如何征管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貫徹落實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范圍有關征管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8年第40號）。】：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100萬元（含10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優惠時間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項政策將小微企業的實際稅負降到了10%，可以說是全世界最為優惠的政策了。但為何大家都不知情，還在眾說紛紜地提出各項優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關部門宣傳不夠外，還與該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長遠預期有關。考慮到立足國內大循環的戰略需要，建議將這一短期性臨時性政策轉變為長遠的基礎性制度，上升為法律，以穩定社會預期。一旦小微企業緩過來勁來，必將以新的就業帶動更多就業，進而推動經濟向好的循環方向發展。

　　三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6億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農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廣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塊表現為財產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與城市居民相比，廣大農民除了務農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財產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終停留在3%。這也是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改革思路，特別提出要“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加快推進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意義重大。

　　四是增加社會事業支出。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三項支出合計占人均消費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個百分點，制約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為此，政府應增加住房、教育與醫療等方面的財政支出，以換取居民在這些領域減少支出，將節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費。比如，可通過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給，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穩定商品房的房價（房租）；盡快將學前教育納入到公共服務范圍，將義務教育拓展到高中階段；加大力度鼓勵學生報考醫療衛生專業，減免學費，大幅增加醫護人員供給，以應對因中國老齡化慢病化加重而產生的醫護服務供給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業政策性梗阻，促進供需實現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應用新技術“疏通”內循環

　　過去幾年，持續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業的過剩產能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國民經濟大循環的水平和質量得到了顯著提升。疫情沖擊之下，一些傳統行業可能會出現新的產能“過剩”，對此，我們不能再施以強行去產能的手段，而是要通過適度調整政策、創造新的需求來釋放這些“過剩”產能。畢竟產能“過剩”總是相對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術和制度環境。環境變了，供需條件也自然會發生變化。

　　比如，汽車行業。2019年我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2572.1萬輛和2576.9萬輛， 盡管產銷量繼續蟬聯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別下降了7.5%和8.2%，有消費萎縮的跡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9年每千人擁有汽車量美國為837輛、德國589輛、日本591輛，甚至一些亞洲國家如馬來西亞為433輛，而中國僅173輛，應該說市場前景十分廣闊。但之所以出現汽車消費不振，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有很多限制汽車消費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強的購車需求，卻因為限號、限牌政策而買不了車。如果放開汽車消費，使得中國能達到發達國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滿足市場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設施，擴建立體停車庫。事實上，現在一些城市寫字樓已經出現產能過剩，而樓房型的立體停車庫幾乎是空白，將部分過剩的寫字樓改造成立體停車庫，既拉動了消費，又平衡了市場。

　　再如，鋼鐵行業。據工信部的數據，2019年全國生鐵、粗鋼和鋼材產能分別為8.09億噸、9.96億噸和12.05億噸，同比分別增長5.3%、8.3%和9.8%，產能增長較快，已有再度“過剩”的跡象。注意到在生產端，經過上一輪“去產能”，污染的、技術落后的、規模較小的產能都已經去掉了，現存的產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較先進的。在消費端，盡管來自建筑業的鋼材需求占比已超過40%，但潛在的需求空間仍然較大：一是目前我國鋼結構產量僅占我國鋼產量的7-8%左右，而歐美等國家（地區）這一比重約為40%左右，提高各類建筑中的鋼結構比重將顯著擴大鋼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國房地產用鋼量為每平米40-50公斤，而發達國家已達150公斤/平米；我國每年新建十多億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設標準中適度提高房屋用鋼比重，甚至推廣使用鋼結構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鋼達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億多噸鋼材，有助于消納這些先進的“過剩”產能。三是現在的鋼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壽命為30年，鋼結構房屋壽命可以長達70-100年，提高建筑用鋼標準、推廣使用鋼結構，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質量、延長房屋壽命，形成廢鋼煉鋼的循環經濟，也有利于抗震減災，一舉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業。2019年，中國進口原油5億噸，對外依存度達70.8%；天然氣進口9660萬噸，對外依存度達43%。未來幾年對外依存度還會繼續升高。這么高的對外依存度始終是國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隱患。這些進口的原油天然氣有大部分用于生產各種化工產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氣作為化工原料有技術上的路徑依賴的原因。歐美資本在這條技術路線上深根多年，長期的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綜合成本。這條技術路線也被歐美資本帶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這條技術路線后又對原油天然氣產生了深度依賴。我們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這種“資源-技術-資本-產業-貿易”所主導的國際大循環的集中體現。中國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不得不采用這個技術路線。】。而我國有世界上儲量最為豐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產能50億噸，實際產量40億噸左右，似乎是“過剩”的。鑒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議對未來新增的煉化原油以煤炭來替代，發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氣，而不是簡單用來發電（將來的電也將主要來自可再生能源）。這方面我國的神華集團等大企業已經具備了這個能力。如果增加8-10億噸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減少2-2.5億噸的石油進口，既可以消納“過剩”煤炭產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這條技術路線無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潔利用技術的制約，這可以通過科技創新和新技術應用來逐步解決。建議引導相關領域有實力的央企民企進入該領域，用持續不斷的資本投入來發展煤炭清潔利用技術，以技術進步和管理創新將這條技術路線的綜合成本降下來、降得更有競爭力。

　　（六）要深化關鍵性基礎性體制改革，加快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以市場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內循環

　　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發布。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許多生財型、聚財型和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極強的戰略意義。比如，“探索建立全國性的建設用地、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動性，有利于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另一方面，在當下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這種不花錢或少花錢卻又能帶來巨量紅利的改革不僅符合經濟社會實際，也有利于復工復產、激發企業活力、重啟經濟循環。

　　加快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2018年，我國企業國有資本權益總額58.7萬億元，99%的股權資本是工商產業型資本投資公司的資本。建議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有關要求，從現有產業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總盤子中劃轉出價值10萬億左右的股權資產來組建若干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讓這些運營公司像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或美國巴菲特的投資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樣專注另類投資、股權投資，根據被投資企業的效益來決定進退，再與資本市場結合起來，國有資本就盤活了。如果這10萬億的投資能實現年化回報10%，每年就會有1萬億左右的收益，可以為國家安全、公共服務等需要國有資本應該進入的領域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而不用增加財政負擔。從工商產業類退出的10萬億資本可以為民營經濟騰出20多萬億工業、商業、產業類市場空間，進一步鼓勵并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從而打通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資金循環，有利于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經濟全局。

　　推進物流運輸體制改革。中國全社會各種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國只有GDP的7%，歐洲、日本在6%~7%，甚至連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會共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鐵路運量比重低，目前僅占總運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別占74.3%和16.2%（美國鐵路運量的比重是20%）。一般來說，鐵路運輸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鐵路運量比重提高到15%-20%，將有效節約物流成本。為此，建議圍繞提高鐵路運輸貨運量在各類運輸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將鐵路線盡快延伸到各類開發區、廠礦企業去，打通鐵路運輸“最后一公里”；二是隨著高鐵線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將原來的普快調整為貨運專線，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樞紐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聯運效率；四是要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在交通運輸中的應用，建設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暢通的智慧交通。

　　推進內外貿監管一體化。跨境電商作為互聯網時代發展最為迅猛的貿易方式，未來將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雖然年均增速超過50%，但在進出口貿易總額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內外貿監管體制的分割。比如跨境電商做零售不能做貿易批發。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為保稅進、保稅出、一般進、一般出四種類型，只能擇其一種來經營，不能四位一體干零售。而內貿就沒有這樣的限制。這種跨境電商的監管體制嚴重束縛了企業的經營能力。從國際視野看，國際巨頭亞馬遜從事跨境電子商務，其不分國內國際、進口出口、批發零售，全方位一體化，值得我們借鑒。最近海關總署已經允許在跨境電商綜試區試點B2B，建議進一步打破零售與貿易批發的界限，允許所有跨境電商企業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進出口貿易一體化，允許企業根據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選擇零售或批發等不同業態，為其開展國際供應鏈整合創造條件。

　　以高水平開放助推國際經濟大循環

　　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格局呈現出五個新的特征：一是從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二是從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并重。三是從沿海地區開放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四是從關貿總協定和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五是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對外開放格局的這五個轉變是中國助推國際經濟外循環的基礎。當前，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和疫情沖擊全球經濟大背景下，形勢越困難，就越是要保持開放、擴大開放，在變局中開新局。新形勢下，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屆進博會上的講話精神要求，重點抓好“激發進口潛力”“持續放寬市場準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推動多邊雙邊合作深入發展”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開放助推國內國際雙循環。

　　（一）穩步降低關稅水平，適度擴大進口，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話語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主動擴大進口，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促進共同發展的長遠考量。事實上，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因為出口可能大量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料初加工產品。而進口大國一定是經濟強國，進口所需的外匯可能來自于技術和服務等貿易順差，貨幣納入SDR成為世界貨幣也可與各國直接結算。建議在未來3-5年內，將關稅總水平由現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實現與發達經濟體大致持平。主動降低關稅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費者進口成本，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增加群眾消費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進口，促進實現進出口平衡，為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創造條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輪經貿談判中占據主動，進口規模大了，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的話語權自然也大了。

　　（二）進一步開放投資領域，持續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加快引資補鏈擴鏈強鏈

　　當前，全球流動性泛濫已成定局。從全球來看，中國市場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資風險最小的地方。只要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這些資金背后的產業資本必紛至沓來，不僅部分外資轉移產業的計劃將被打消，還將幫中國迅速完成“補鏈”“擴鏈”“強鏈”。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2020年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其中全國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由40條減至33條，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由37條減至30條。特別是金融領域取消了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壽險公司外資股比限制；制造業領域放開商用車制造外資股比限制；農業領域將小麥新品種選育和種子生產須由中方控股放寬為中方股比不低于34%。這些都為我們抓住機遇引資補鏈創造了條件。建議進一步擴大物流、研發設計、數字經濟等服務業的開放，吸引更多全球產業鏈相關企業落戶中國、加入區域產業鏈集群，進而打造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萬億級的戰略新興產業鏈集群。一旦形成了這樣的產業鏈集群，在國外需求依舊疲軟的時候可以通過努力營造以當地需求、國內需求為拉動的產業小循環，保證產業鏈集群的健康發展；當國外市場復蘇的時候，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擴大產業集群規模和發展質量，通過加強區域產業鏈合作帶動全球產業鏈的大循環。

　　（三）按照國際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近幾年，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在營商環境改善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這與我們持續不斷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關方面改革有關。在新形勢下，要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仍然離不開營商環境的國際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這就要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深化改革，將營商環境建設繼續推向深入。眾所周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中對營商環境有八個方面的要求，涉及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競爭中性、服務業開放、數字貿易等八個方面內容。營商環境國際化，主要是在這八個方面與國際接軌，實現營商環境趨同化。所謂營商環境法制化，就是要將這些營商環境的具體要求上升為法律、轉化為可問責的制度規則。所謂營商環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為各類要素跨境自由流動提供便利，實現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設自貿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為依托，建設開放新高地

　　現在我國已形成了以18個自貿區和1個自由貿易港為高地的對外開放新格局。無論是自貿區也好，自貿港也好，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圍繞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資金流動自由、運輸自由、人員停居留和就業自由、數據流動自由等方面進行先行先試，建設開放新高地，拓展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高度、深度和廣度。所謂高度，就是要以自貿區（港）為依托，培育與國際市場相通的制造業、服務業在內的產業實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戰略新興產業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臺和國際貿易航運樞紐等。所謂深度，就是要圍繞率先建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大幅降低外資在金融、保險、物流、研發設計、教育衛生、數字經濟等領域的準入門檻，建立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制度，建立健全競爭性市場體制。所謂廣度，就是將改革開放和產業升級的措施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成果。

　　（五）抓住機遇加快FTA談判，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談判和制定

　　近日，修訂后的美加墨協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條款就是針對中國而來的，是其試圖削弱中國在全球貿易和產業供應鏈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來美國大概率會延續在推動協定時的主要操作手法，與歐盟、英國、日本等達成類似的FTA協議。這實際上對我形成了新的圍追堵截。對此，我們應抓住當前中國正恢復欣欣向榮，而歐美陷于危機的機遇，加快中日韓、RECP、中歐BIT談判、中英BIT談判，適時啟動加入CPTPP談判。要通過參與這類經貿規則談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對我“去中國化”的圖謀，另一方面，要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科技、產業、資本和人才通過FTA規則吸引到中國來，促進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更加完整、更具韌性、更有競爭力，加深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經濟的聯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為疫情，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對此，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繼續高舉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國各企業之間的分工配置，維護國際經濟良性大循環。那種以鄰為壑搞脫鉤、推卸責任拼命甩鍋、搞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開歷史的倒車，注定不會成功。我們要以高水平開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營商環境反制“撤資論”、以超大市場的吸引力反制“脫鉤論”，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正在塑造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必將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向更高質量發展，推動全球化朝著更深領域演進。

(本文作者介紹：重慶市原市長、第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消息來源：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