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1776年建國到20世紀初，利用不到150年的時間實現了工業化，確立了世界的工業霸主地位，特別是在1861年之后的五十多年間，美國工業實現了由大到強的轉變，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在發展質量上遙遙領先。目前中國工業所處的階段和發展環境與19世紀美國由大到強的轉變期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國的經驗能夠給中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重要借鑒。
一、美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歷史過程
直到19世紀初，美國的經濟規模仍然遠遠落后于歐洲主要國家。1820年，美國的GDP為125.48億國際元 (1990年價格)，僅相當于法國的35.38%、德國的46.79%、意大利的55.68%和英國的34.63%。直到五十多年后的1872年，美國的GDP達到1 063.60億國際元 (1990年價格)，才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1]。從人均GDP水平看，19世紀初美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相差較小，但遲至1910年，美國的人均GDP水平才超過英國。從制造業來看，美國制造業產出在1800年僅相當于世界總產出的0.8%，1830年提高到2.4%，1860年提高到7.2%，居世界第三位，直到19世紀末才超過英國居世界第一位[2]。隨著經濟的發展，美國的經濟結構也在發生巨大的轉變，商品部門 (包括農業、采礦業、制造業和建筑業) 的結構從農業占主導地位轉變為制造業占主導地位。1859年，在美國的商品產出中，農業占56%，制造業僅占33%，礦業和制造業合計為12%；而到了1899年，農業比重下降到33%，制造業比重提高到53%，礦業和制造業合計為14%[3]。從經濟規模和產業結構上來說，美國到1860年左右已經成為世界的經濟大國和工業 (制造業) 大國。 普遍認為，1861—1910年是美國工業革命完成和世界工業霸權確立的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工業的增長質量和競爭實力快速提高。1870年，英國的生產率水平仍比美國高4%；但到1913年，英國在經濟生產率和增長方面都已落后于美國，生產率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78%，法國、德國則僅相當于美國的48%和50%[4]。如果將英國1900年的總工業潛力確定為100，那么在1913年，英國的總工業潛力為127，美國為298，德國為138，法國、俄國、意大利分別為82、72和37[5]。到1913年，美國不僅在除紡織品以外的煤、生鐵、鋼鐵和硫酸等傳統工業品產量方面居世界第一，而且在代表最新技術水平和發展方向的領域，如汽車產量、發電量也居世界第一位，并遠遠超過歐洲的主要工業國。 1925年，英國和法國的汽車產量 (私用車與商用車之和) 分別為16.7萬輛和17.7萬輛，而美國1913年的汽車產量就達到48.5萬輛。到1925年，美國的汽車產量達到426.6萬輛 (私用車和商用車分別為373.5萬輛和53.1萬輛)，相當于同一時期英國的25.5倍、法國的24.1倍。美國出口產品結構從原材料為主轉變為以制成品、加工食品和半成品為主。1851—1860年，美國出口結構中，原材料占61.7%，天然食品占6.6%，加工食品、半成品和制成品分別占15.4%、4.0%和12.3%；1901—1910年，原材料在美國出口結構中的比重下降到31.0%，天然食品為10.6%，加工食品、半成品和制成品的比重分別提高到20.1%、12.8%和25.6%[6]。可以說，進入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工業實力最強的國家。
二、美國成為工業強國的背景和環境
美國實現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是在特定的資源、技術和經濟環境中進行的。這些因素為美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歷史機遇，同時，美國當時的產業政策也為其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1. 豐富的自然資源 恩格爾曼和索科洛夫[7]認為，美國是一個土地廣闊、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擁有非常豐富的礦物、煤炭、未開墾的森林和林地等自然資源，可以為食品、皮革、紡織、木材加工、金屬器皿和機械等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和能源。Abramovitz和David[4]則認為，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由于食物在消費者支出和GDP中占較大比重，農業資源是全部生產投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初級原料的供給對于支撐一個國家的增長潛力非常重要。豐富的自然資源直接帶動了農業、漁業、林業和采礦業的快速發展。例如，1913年，美國的小麥、玉米產量分別是1859年的4.3倍和2.7倍，棉花產量是1860年的3.3倍，煙煤和無煙煤產量是1864年的41.9倍和7.0倍，原油和鐵礦石產量分別是1860年的494.4倍和21.6倍。豐富的自然資源還通過提供廉價的原材料和消費品，帶動了市場的擴張和下游產業的發展。沙伊貝等[8]認為，“從南北戰爭結束到1910年，資源基礎又有了驚人的擴大。新來的移民向廣大西部地區進軍，新的鐵路線把全國的經濟連結在一起，并把新的資源基地同遙遠的市場連結起來。提煉石油和水利發電之類的新技術擴大了國家利用資源的潛力”。1880—1929年，美國作為一個自然資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國，廉價的初級原料供應是其比較優勢的基礎。1913年，在14種主要礦產品中，美國有12種的產量居世界第一，其他兩種居世界第二，其中，天然氣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95%，石油占65%，銅占56%，磷酸鹽占43%，煤占39%[9]。 2. 廣闊的國內市場 美國廣闊的國內市場為本國工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1790年，建國之初的美國僅有人口392.9萬人，到1870年國土擴張規模接近極限時，美國人口達到將近4 000萬人，已超過大多數歐洲國家 (僅次于俄國) [10]。1910年，美國人口達到9 197.2萬人，1915年超過1億人。國外移民是美國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1840—1914年，有2 400萬移民來到美國，截至1910年，美國人口中有一半是1790年進入美國的歐洲移民的后代。由于移民中大多數是青壯年，因而大規模的移民使得1860—1910年間美國勞動人口的增速超過了總人口的增速[6]。Hirschman和Mogford[11]對1880—1920年大移民時代移民及其后代對美國勞動人口增長和產業轉變的影響研究發現，移民在大城市中不成比例的聚居意味著他們成為美國產業勞動力的主體，1920年，制造業工人的一半以上是由移民及其后代構成，如果算上第三代則超過2/3。美國巨大的國內市場不僅源于人口規模，而且取決于人口的購買力。賈根良[12]認為，不同于英國存在一個貴族階層，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擁有適量土地的自耕農，收入分配更均等，且制造業的收入水平也更高。此外，美國幾乎不存在人為的貿易壁壘，橫跨美國大陸的強大交通網絡貫通之后，巨大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整體。恩格爾曼和索科洛夫[7]認為，人口的增長伴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使得國內市場規模不斷擴大，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降低了運輸和溝通的交易成本，為企業發揮規模經濟和實現擴張提供了基礎。此外，歐洲移民還為美國帶來了歐洲工業革命后出現的新工具和新技術。Williamson[13]認為，如果沒有移民美國的經濟仍然會增長，但增速可能會低很多。 3. 技術變革的時間窗口期 創新不是以一種連續的方式進行分配而是蜂聚在某些時間段，創新的蜂聚會引發“技術革命”現象并進而使經濟發展呈現出時間為54年到60年的“長波”，即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周期[14]。每一次長波周期都有相應的技術和組織創新集群，并在核心投入、支柱部門和主導部門、交通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以及管理和組織等方面發生變革。Bresnahan和Trajtenberg[15]使用通用目的技術概括長波周期或技術革命 (工業革命) 中的核心技術。他們認為，如果將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涉及的范圍來劃分，可以分為通用目的技術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簡稱GPT) 與特定目的技術 (Specific Technology，簡稱ST) 。通用目的技術涉及范圍廣，對經濟的影響深遠，代表著能夠改變居家生活和企業商業行為的變化，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1) 廣泛性，通用目的技術能夠擴散至大部分領域。 (2) 改進性，通用目的技術能夠隨著時間而改進，從而持續降低其用戶的成本。 (3) 創新增殖性，通用目的技術能夠使得發明和生產新的產品或過程變得更容易。可見，通用目的技術能夠對經濟和產業的各個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 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和工業化強國是伴隨著以棉花、鐵和水力的應用為代表的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和強國的時期正處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這一時期，隨著蒸汽機效率和高壓強鍋爐安全性的不斷提高，以及煤炭開采量的持續增長，能源結構實現了從依賴風力、水力，以及人力和畜力向蒸汽、電力等其他新形式能源的轉變[16]。鐵路是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中美國的支柱部門[17]，1860年，美國的鐵路里程為30 000英里，到1890年又修筑了140 000英里，1916年總長達到250 000英里，運量從1859年的26億噸增加到1890年的800億噸，到1910年運量又增加了3倍[7]。電報和電話先后發明、完善并投入商用，其中，電報從1851年開始在鐵路上推廣使用。里夫金認為[18]，每一種偉大的經濟范式都要具備通信媒介、能源和運輸機制這三個要素，能源、交通和通信的革命在美國工業崛起的時期實現了交匯。
三、美國成為工業強國的驅動因素
與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美國成為工業強國呈現出兩個鮮明的特點： (1) 美國崛起的過程比較快，從獨立到確立工業強國地位只用了大約一個世紀[19]。 (2)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大都經歷了剝削和掠奪過程，例如，英國的殖民掠奪、法國對農民的租稅盤剝、德國的對外戰爭和索取賠款。林躍勤[19]和楊朝輝[20]認為，盡管美國也有對土著的掠奪和對墨西哥的侵犯，但主要還是通過工商業貿易的和平方式實現工業化。在社會制度方面，美國采取民主制度，相對于君主制度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南北戰爭粉碎了奴隸制度也使生產關系得到解放。在經濟方面，美國在技術、生產方式和生產組織等方面的一系列創新，推動美國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 1. 技術創新 卡梅倫和尼爾[10]認為，美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西歐崛起的原因大體相同，即高科技的迅速發展和地區間的分工深化。演化經濟學的分析表明，當一種技術體系在發達國家趨于成熟后，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第一種機會窗口”，依靠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進行追趕，但由于發達國家占據了技術創新的制高點，發展中國家在成熟的技術上不可能存在超越的機會，處于醞釀階段的新技術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種機會窗口”才是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真正契機[21]。作為后發國家，在傳統產業領域面對的是發達國家已經打通了的確定技術路線，因而可以節約大量的試錯成本；在新技術領域，由于沒有沉沒成本和技術鎖定的路徑依賴，后發國家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進入新的技術體系。因此，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在技術革命提供的“機會窗口期”，不僅要致力于傳統產業的“補課”，而且要努力實現在新興產業的趕超，這也是美國工業由大到強的重要經驗。 賈根良[12]認為，美國并不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技術革命主要新技術的發明者，鋼是在英國、內燃氣和化學是在德國首先取得突破的，即使在電力和電學技術方面，美國最初也不占有領先優勢。采取“搭便車”策略從領先國家引入先進技術加以學習改造，是后發國家的“特權”。美國在整個19世紀仍然依賴來自歐洲的技術進步——先是英國和法國，接著是德國和瑞士[22]。但美國的企業非常善于模仿，通過引進歐洲制造的先進測量設備，將其組裝到機器中，制造出各種可互換的零件；煉鋼業中的兩項重大創新——貝塞麥轉爐 (Bessemer Converter) 和西門子平爐 (Siemens Open-hearth Furnace) 也被成功引入美國并得到廣泛利用。第一個英國的機車模型到達美國后，美國商人能夠迅速模仿，一年后就開工建造[22]。美國企業不但善于模仿，而且非常善于根據本國的資源稟賦狀況對來自歐洲的先進技術進行適應性改造。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來自于歐洲的技術在美國的適應性與其母國并不相同。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口在未開墾土地上的稀疏分布使得美國的工資相對較高，本地勞動供給缺乏彈性，但美國的自然資源豐富、擁有規模巨大且均質的市場，因而采用資源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技術路線在經濟上是合理的。如果將美國的資本勞動比設為100，1913年，英國的資本勞動比則為59，德國為60，意大利為24，歐洲13國平均為48[17]。弗里曼和蘇特[23]以及納爾森[24]認為，美國企業家擅長開發“基于實踐經驗并以工廠基層為導向的實用型技術”和擴大工業的工藝過程，并擅長對為服務于大市場而設計的機器和生產系統進行創新，由于規模經濟，這些技術在美國市場中的進步也更快。Abramovitz和David[4]認為，動力驅動的資本設備的廣泛使用又進一步被廣闊、富裕且統一的國內市場所推動。1910年，美國機械業創造的附加價值相當于1860年十大產業總價值的85%。休斯和凱恩[6]認為，由于美國采用可互換或通用的標準化零部件生產專用型的機械，降低了成本和市場價格，從而促進技術的傳播。 到19世紀末，美國在大多數產業中都開發出高于英國的新工藝和新產品[17]。美國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農業機械的發明創造，50年代以后農業機械已經超過英國而居第一[25]。大量涌入的移民和對未知土地的開發使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富于冒險、開拓精神的國家。美國一方面充分利用在歐洲出現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本土的創新活動迅速增長。在19世紀整個后期出現了越來越專業化的“獨立發明家的黃金時代”，20世紀早期工業企業開始建立實驗室，以應對發明趨于資本密集的變化，專利制度進一步推動了創新[7]，軋棉機、縫紉機、飛機、電報機和傳真機等一大批產品在美國最先發明出來并獲得商業化生產。美國實用專利 (Utility Patents) 授權數量的爆發式增長大致始于1854年。1854年，美國的實用專利授權數僅為1 759件，1867年超過1萬件 (12 301件)，1910年達到35 130件。 2. 生產方式創新 技術的創新及其累積而形成的重大技術變革會對生產的組織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如果生產組織方式適應生產力，則會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則會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此，技術的重大變革會催生與之相適應的生產組織方式[20]。在手工業脫離農業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之后的很長歷史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仍然較為低下，工業品的生產主要依靠個體手工業，即主要依靠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分散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萌芽階段，出現了以手工技術和雇傭工人的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這一資本主義大生產方式。英國工業革命中，蒸汽機的發明以機械動力取代人力，煤炭、鋼鐵獲得大規模使用，機器大工業這一生產組織方式得以確立。由于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不僅會反過來對技術創新和生產的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而且比技術本身更顯性，因而許多學者從生產組織方式的視角而不是技術變革的視角對工業革命進行劃分。例如，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和德國工業4.0都將前兩次工業革命的特征視為機械化和大規模生產。美國企業家利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出現的許多新技術，推動了適應美國市場和新技術的生產組織方式——大規模生產的出現。 德托佐斯等[26]認為，“20世紀美國經濟的偉大成功，在于為龐大的國內市場提供標準產品的大規模生產體系。”沃爾頓和羅考夫[16]認為，大規模生產意味著連續流程和可互換部件兩個生產過程。連續流程最先在18世紀80年代出現在美國的面粉廠，機械天才埃文斯設計了一種將吊罐、漏斗和傳送帶相連在一起的機械系統，南北戰爭之前在美國豬肉加工工廠也出現了連續流程加工。但把連續流程推向成熟和完善的則是福特，1913—1914年，他在密歇根海蘭公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條先進的流水線體系。盡管福特的流水線在技術上并不是最先進的，但他對勞動力的重新組織實現了高度的專業化分工和工作方式的統一。在福特T型車之前，手工作坊式的汽車產業每裝配一輛汽車要花費728小時，售價4 700美元左右；到1924年，平均每10秒鐘就造出一輛T型車，T型車價格從1908年的850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360美元再到1929年的260美元[27]。可互換部件的基礎是標準化。美國人一方面將滿足特定客戶專業化需求的特殊機器配置進行標準化，從而降低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推動機器的廣泛傳播；另一方面，推動產品的標準化，并利用機器生產可互換的零部件[6]。惠特尼是標準化生產的始創者。1798年，惠特尼與美國政府簽訂了一份制造一萬支步槍的合同。傳統上，每支槍由一名工匠手工制造，負責每一個部件的定型、銼磨、打光、全面修整和使部件相互適合，生產進度非常緩慢。惠特尼將工匠獨立承擔整槍生產任務的傳統工藝改變為將槍分解成若干部分，用專門設計的機器加工制作相同部件，最后由工人將各個部件組裝到一起[28]。標準化生產理念適應了美國勞動力缺乏的環境，為美國制造業的擴張奠定了生產組織的基礎。標準化大規模生產組織方式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方式與之相適應。以泰勒為代表的管理學家推動“科學管理”研究，來計算每個工人的運動，將最優工人的效率作為付費基礎，并將工作分解，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工人能夠幾乎像機器人一樣按要求做出動作[22]。以福特汽車工廠為代表的新型工廠把泰勒制與流水線、標準化零部件結合起來，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休斯和凱恩[6]認為，到19世紀末，在市場擴張的推動下，生產的標準化和通用的零部件成為美國制造業的特征，大批量生產成為可能。 3. 企業組織創新 美國成為工業強國的另一個驅動因素來自于企業組織的創新。19世紀初，美國進入工業革命時期后，以傳動機器裝備起來的現代工廠對資本的需求極大增加。18世紀末，水力磨粉機磨面廠的投資只要2.5萬—3萬美元；1860年，建立一個以水力渦輪或蒸汽機為動力的工廠，投資高達50萬—100萬美元，而19時期中期鐵路的投資則要數千萬美元之巨。私人財力已遠遠不能滿足現代產業發展的需要，唯有通過公司將數量遠比合伙人多得多的投資者的資金集合起來，才能有效地解決工業發展所需的資金問題[29]。正如馬克思[30]所提到的那樣：“機器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這個最初是現成地遇到的、后來又在其舊形式中進一步發展了的基礎，建立起與它自身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新基礎。”直到1840年，由于生產和分配仍然依賴于人力、畜力和風力等傳統能源，企業多數是不到50人的小單位，美國企業仍以傳統的單一公司為主。到19世紀70年代，幾乎所有的美國工業企業也只從事制造，即沿縱向商品鏈分布的都是小型的獨立批發商、制造商、運輸商和原材料生產商[31]。隨著煤炭成為主要的動力能源，為以鋼鐵和機械的大量應用為代表的大規模生產提供了技術基礎，鐵路和電報加速了市場的擴張，分工的深化和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推動了幾個單位一體化于一家企業之內，即現代企業的出現。生產企業向前結合分配和銷售活動，建立自己的大規模銷售的商業組織。為了獲得源于大量采購的規模經濟的好處、保證穩定可靠的零部件供給，生產企業又向后結合進入采購活動，建立自己的原料采購和零部件生產組織。錢德勒[32]認為，現代工業企業是把大量生產過程和大量分配過程結合于一個單一的公司之內而形成的，到19世紀80年代之后，在許多主要的美國工業中 (特別是采用連續作業的機器工業中)，一體化的大型企業取代了在多個不同的生產階段經營的企業。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也在多部門企業形成的過程中開始，其核心內容是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 (1) 協調大規模的生產和分配工作需要在企業內部形成分工更加細化的管理層級，從而造就了精通管理的職業經理人階層的發展。 (2) 由于大型企業的管理對專業化管理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企業內部出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取代原來的企業主，對企業管理進行控制。相比于歐洲，美國的企業組織不但出現得更早，而且現代公司的數量也要多得多。 路風[33]認為，企業組織體系和專業管理的創新是由技術的創新推動的，但掌握先進技術并不是經濟成功的充分條件，美國超越英國成為工業強國和英國工業地位相對衰落的歷史就說明了這一點。直到1870年，英國鋼鐵公司憑借最先采用貝塞麥轉爐工藝 (發明于1859年) 和平爐工藝 (發明于1860年晚期) 等兩項基本技術創新而處于領先地位，但僅僅十年之后的1880年，英國鋼鐵產品就被擠出英國本土和英帝國以外的所有主要市場[33]。錢德勒[34]對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前工業產量占世界2/3的美國、英國和德國的200家最大工業企業進行考察后認為，“現代工業企業在發展當時最先進、發展最快的產業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并認為這些企業是“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動力”。弗里曼和盧桑[17]也認為，“管理和組織創新及擴散的落后是19世紀最后幾十年英國技術經濟落后、美國與德國后來居上的一個主要原因”。
四、美國從工業大國向強國轉變的主要政策
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是建立在歐洲的思想和實踐基礎上的。從1776年的《獨立宣言》到1787年的《聯邦憲法》再到1791年的《權利法案》，美國政府充分肯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力和自由市場經濟運行的公平競爭規則。南北戰爭后，黑人奴隸又獲得解放和充分的民主權力，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礎。美國獨立后恪守不卷入歐洲戰爭的原則尤為美國的經濟發展贏得了和平的國際環境[19]。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美國政府推動工業發展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政府對基礎醫療、公路、電站和港口等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成功所需要的大推動。基礎設施巨大的投資規模是私人部門難以承擔的，巨大的外部性使得投資嚴重低于社會最優水平，因而需要來自政府的支持。鐵路是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中美國的支柱部門，鐵路里程和運輸能力的快速增長不但為美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且鐵路本身就是技術變遷非常迅速的部門，橋梁的成功架設、鋼軌取代鐵軌、動力更強的火車頭和效率更高的貨運車廂，以及自動耦合器和氣動剎車等新產品、新技術在鐵路部門獲得廣泛采用。1870—1910年，鐵路部門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為2%，而同期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在1.5%左右[7]。鐵路的發展通過后向聯系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和煤炭產業的發展[7]。由于鐵路的投資規模巨大，且私人投資的利潤不足以補償所此類項目包含的巨大風險，美國在建造最初的5條鐵路時，每一條的投資都超過2 000萬美元、上萬名雇員，而那時美國最大的制造廠僅具有50萬美元的投資、1 000名雇員，政府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克萊在1824年提出通過政府支持建造以公路、運河、鐵路、郵局和公共教育等形式存在的基礎設施，進而降低整個經濟總體成本的“內部改善”構想，南北戰爭后在“格蘭其”立法行動的推動下被美國政府所接受，“公用事業”的概念延伸到銀行、金融市場、能源、水電和通訊等多個領域[12]。1861年《加利福尼亞法案》、1862年《太平洋鐵路法案》授權鐵路的建設，政府贈予土地用于鐵軌鋪設，對鐵路公司給予借款支持。此外，還有200英尺寬的通道使用權、站點位置、建設在公共領域上的終點站設施，以及來自政府土地上免費的木料和石材等形式的資助，州和自治市也通過購買或對鐵路債券進行擔保、給予免稅政策和提供鐵路重點站設施等方式為能夠帶來持久繁榮的鐵路線展開競爭[16]。從1865年到1890年，政府贈與的土地價值在15億—30億美元，占同期鐵路全部投資的10%—15%[35]。 2. 大力發展教育 美國政府從很早開始就認識到人口素質的重要作用。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為了保證移民的文化素質，美國政府在19世紀90年代開展對移民的文化水準檢驗運動，并在1917年正式通過移民法令，規定凡年逾16歲的外國人必須具備閱讀英語或其他某種語言、方言的能力才準許進入美國國境。美國政府還高度重視基礎教育。1850年，北部及西部諸州已經實行免費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世紀晚期，美國開始建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全民免費教育體系[19]。1860年之后的半個世紀，中小學在校學生數量由570萬人增加到1 800萬人；1870—1916年，取得學士及以上學位的人數從9 300人增至49 800人，許多技術學校和工藝學校也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25]。1830年，美國進入學校教育的人口比重為15%，還低于英國的17%，到1850年就已提高到18%，并超過英國。1830—1928年，美國進入學校教育的人口比重提高9個百分點，而同期英格蘭與威爾士僅提高5個百分點，法國提高4個百分點，德國則保持不變。美國同樣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已經建立516所大學和學院。1862年，《莫里爾法案》 (Morrill Act) 頒布，聯邦政府向各州劃撥土地用于資助開發農工學院，為工農業發展培養所需的專門人才。由聯邦政府資助的農工學院的在校生由1882年的2 432人增加到1916年的13.5萬人。弗里曼和盧桑[17]認為，工程師受到的教育及其職業水準是推動采礦、礦產品加工、石油和化學制品等工業部門的成本大幅度削減、生產率收益提高，以及大型工廠的設計和產量成倍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相反，未能提供具備新興工業發展所需管理和技術的人才的教育體系是英國衰落的重要原因。總之，教育的發展帶來的人口素質提高，技術人才供給增加為美國工業的由大到強奠定了堅固的人力資源基礎。 3. 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 美國工業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充分調動了私人部門 (包括企業家、經理和發明家等) 的積極性，企業追逐利潤的動機會推動他們進行包括技術、生產方式和企業組織等在內的各種類型創新，而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是私人部門發揮活力的基礎。為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美國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項措施： 第一，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從而鼓勵創新。恩格爾曼和索科洛夫[7]認為，美國“政府通過一些法律以及采取一些行動保證私人產權的合理存在性與安全性”，其中，從內戰前一直加強《專利法》的實施保證了企業從新工藝和新產品的產權中發現盈利的機會，進而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創造發明中去。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專利制度，美國的專利制度一方面“通過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內，保障發明家對他們各自的發明擁有排他性權利，來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旨在推動技術的普及，要求專利所有者必須向專利局提供有關他們發明的詳細說明書[7]，并規定了專利的有效期限。 第二，降低設立公司的門檻。早期在美國創辦公司需要向國會或州立法機構申請授予特許經營權，每個公司的成立都要頒發一項新法案，不僅在程序上繁瑣，而且妨礙了自由競爭。1811年，紐約州批準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并進行簡單登記就可以成立公司；1837年，康涅狄格州也制定了成立公司的一般性法律；紐約州在1846年的憲法中撤消了對公司經營業務種類、地點和注冊資本的限制[6]。繼馬薩諸塞州在1830年率先確立后，“有限責任”于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其他州相繼采納。《普通公司法》和有限責任制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創業熱情，公司這一組織形式在美國各個經濟領域廣泛出現[27]。美國獨立時，全國僅有24家公司，1790年增加到40家，1800年又增加了近300個；1850年，美國已有幾千家公司，半數都是在1850—1860年間創辦的[29]。 第三，抑制壟斷。隨著大企業的興起并通過制定壟斷價格、卡特爾協議控制產量等方式謀取利益，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損害。1887年通過的《州際商業法》、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都是為了減少經濟中的壟斷程度，促進市場競爭。例如，《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禁止限制貿易的合謀、契約與聯合，禁止壟斷或導致壟斷的行為，違犯者會受到起訴和懲罰。 4. 保護國內市場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獨立之初無法抵御英國商品的競爭，美國在1789年開始實行以關稅為主的貿易政策，當時的工業品進口關稅只有5%；1815年，美國的進口關稅提高到30%，由于部分工業企業反對，1816年，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結果美國工業再次面臨衰退。整體上來說，1816—1832年間美國關稅稅率處于較高水平。由于南方種植園主擔心煙草和棉花出口遭受征收報復性關稅，南卡羅來納州威脅退出聯邦，因而1833年，美國不得不決定削減進口關稅，并于1842年完成關稅削減 (下降到35.06%) ；1840—1860年，受歐洲貿易自由化影響，美國關稅進一步下降到20%—30%，結果貿易逆差從1835年的8 000萬美元擴大到1860年的3.8億美元，1861年進口關稅重新提高到47%[36]。1830年，應付關稅的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為61.69%，1861年下降到18.84%。1861年，《莫里爾關稅法》又把關稅提高到19世紀30年代的水平，1868年的平均稅率達到48.7%。1882年，亞瑟總統任命的委員會建議削減關稅，但1890年的麥金利關稅卻規定了更高的關稅；1894年的《威爾遜—戈爾曼關稅法案》將稅率降低到40%左右，但1897年的《丁利關稅法案》又恢復了高關稅[6]。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可以追溯到漢密爾頓，他在《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指出，如果美國政府不對新興的制造業提供支持的話，美國將無法很快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產業，并提出包括關稅保護、出口限制、對于目標產業的直接政府補貼、對于制造業投入的稅收減免和提供公共設施等十一個基本政策原則[37]。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認為，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幼稚工業，政府應采取高關稅政策來保護它的成長，直到該產業的生產力足以參與國際競爭。田素華[36]認為，貿易保護政策使得美國得以用較小的對外貿易成本促進本國產品出口。恩格爾曼和索科洛夫[7]認為，“對制造業具有最直接幫助的應該是國會通過的關稅法”，關稅為關鍵產業提供了發展技術能力的機會，如果沒有關稅，一部分產業將喪失競爭力。但也有學者從比較優勢的理論出發，認為關稅對整個制造業的發展只起到次要作用，會限制對整體經濟成長的貢獻，且保護時間已超過產業發展的幼稚階段和成長階段。但總體上看，在美國關稅稅率較高的時期，不但從19世紀70年代起扭轉了貿易逆差局面，而且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對外貿易順差快速增加，1895—1914年的累計順差達到100億美元[8]。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1. 結論與啟示 美國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期完成了工業化并實現了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確立了世界經濟的霸權地位。美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既依賴于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廣闊的國內市場，也是抓住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提供的“機會窗口”。美國崛起的經驗說明，工業強國不僅僅是技術創新和技術水平的提升，生產組織方式、組織結構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同時，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創新，都需要能夠發揮私人部門的創造力，并需要和本國的國情緊密結合起來，創造出適合本國資源稟賦特征的技術、生產方式和企業組織模式。美國政府在技術設施、教育、市場經濟秩序、國內市場保護和擴大對外貿易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從后發國家崛起的工業強國，其世界第一工業大國和工業強國的地位保持了一百多年，而且美國在19世紀后半葉所具有的稟賦特征、所處的發展環境乃至工業的優勢與目前的中國相比有很多相似之處。 (1) 美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但同時是一個資本豐富而勞動力短缺的國家，因而傾向于追求資本密集而節約勞動的技術；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以來，充分發揮勞動力充裕的比較優勢進而獲得制造業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后，人口紅利期已經終結，人力成本正在快速增長，已經進入亟待用資本替代勞動的階段。 (2) 美國并不是最前沿技術的原創者，它通過大量引進歐洲的先進技術并進行本土化適應性改造，獲得大規模生產的能力；而中國目前同樣在大多數先進技術、重大裝備和關鍵零部件領域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但中國制造商擁有無與倫比的工程化和制造能力，通過整合全世界的制造資源 (技術、裝備、核心零部件、資本、人才乃至商業模式)，能夠將國外復雜的原型設計快速地、低成本地大規模生產出來，即擁有“創新型制造”能力[38]。 (3) 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美國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任務尚未完成的情況下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25]；中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自動化任務尚未完成，目前以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如果按照德國工業4.0的劃分，中國要在補上工業2.0、3.0課的同時發展工業4.0，中國正面對著新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因此，美國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過程中的許多經驗都值得中國借鑒。 2. 政策建議 充分發揮微觀主體的作用對于美國制造業的崛起非常重要，但政府并不是無所作為。從美國的經驗來看，政府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開發人力資本和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還采取過貿易保護等扭曲市場機制的政策。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會議精神，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中國工業由大到強的轉變過程中，政府也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 第一，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之前的工業革命或技術革命的基礎設施主要是公路、鐵路、港口和橋梁，正在醞釀和發展中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則是信息網絡。無論是技術層面的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還是推動制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都需要以高效、穩定、低成本的信息基礎設施為支撐。因此，應加快新一代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的規劃，推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的三網融合及新一代信息網絡標準的制定和相關立法，更大范圍地公開政府信息，促進新一代信息網絡制造、服務企業的發展，實施“智慧工廠”“智慧園區”“智慧城市”“智慧國家”的建設，加大對新一代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特別是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 的投入、促進普遍覆蓋。 第二，建立創新的良好環境。2016年，中國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1%，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與美、日、德等國家的差距進一步縮小，但在生物醫藥、IT等產業的差距依然非常巨大，且政府對科技路線的選擇干預較多。未來仍應進一步加大政府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和促進企業增加研發投入，但政府支持的方向應由挑選優勝者的選擇性產業政策轉向普適性的產業政策，同時轉變科技經費的管理和使用機制，推動企業真正成為市場創新的主體。如果說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那么隨著中國技術水平與國際技術前沿的不斷接近，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不但會阻礙引進更高水平的外國投資，而且嚴重影響本土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完善知識產權立法、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已勢在必行。 第三，提高勞動力素質。目前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仍然體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簡單的加工裝配工作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勞動力的主體是低學歷、低技能的農村打工者。然而工業強國的產業主體將轉向更高技術水平和創新驅動的產業和價值鏈環節，對勞動力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業強國目標的實現根本上還是要依賴人的素質和創造力的提高，因而必須調整和完善人力資源政策，培養工業強國所需的不同層次的人才。一方面要推動地方院校轉變為職業學院，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培養更多的高級技工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大在職教育投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調動各方的積極性，由“企業出清單，學校出項目，學生選課程，政府來買單”。 第四，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工業大國的主要經驗，引進外資為當時中國工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國際市場不但解決了中國工業發展的能源、資源瓶頸，而且充分發揮了中國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擴大了中國制成品的市場規模。未來中國仍應繼續擴大開放，充分融入全球生產和創新網絡，包括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為中國制成品出口開辟更廣闊的市場；積極實施“走出去”和“一路一帶”戰略，擴大中國企業在國外的投資；推動利用外資的重點從引進資金向引進技術和人才轉變；鼓勵企業采取委托開發、知識產權授權和眾包等多種方式，以充分利用國外的智力資源，為企業在海外建立研發中心、收購高技術企業提供支持。
（本文作者：李曉華——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
